2012年被称为中国的改革年。今年正值邓小平同志“南方讲话”发表20周年，深化改革开放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。正如温家宝总理在“两会”上所做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所述：“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。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、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，破解发展难题。”如果说前30几年改革还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式的探索，这一轮的改革则系脉络清晰、目标明确，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是怎样继续深化改革的问题。

      以“改革”本身来讲，应该有一个“由谁主导？改什么？革谁？”的命题。在中国现阶段，它指向的对象主要应该是政府的权力结构，比如过于控制经济社会，权力边界模糊，权力得不到有力的约束和监督等等。回顾以往的改革，改革的“控制主体”一直是政府及各部门，而改革的对象，则按照“先易后难”的排序来选择。这种按与权力的亲缘程度来选择改革顺序的安排，时至今日，剩下的都是些一不小心就会咯到牙的硬骨头。由于改革是由政府及各部门从各自角度推进实施的，这就不可避免地掺进部门的利益，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，具有与其他部门利益的冲突和与全局不协调的可能。大家都在讲改革，但改革和改革之间互相打架，部门与部门之间互相扯皮。这就导致了这样的结果：“改革”一方面释放出了活力，但另一方面也被一些利益群体“绑架”。当改革推进到掌握实际权力并对应于一个利益结构的某些政府部门，往往就戛然而止，最终导致改革的停滞和利益格局的形成甚至固化。今天中国在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困境，正是因为改革没有按照它原定的逻辑继续推行下去，而是中途变形异化造成的。而这一次，对改革能否继续深入下去的质疑和担心，在当今改革共识需要凝聚，价值观分歧需要化解，社会阶层断裂需要弥合的背景下也四处弥漫。因此，这次改革直接指向“顶层设计”，突破从最高层一直到下面的权力-利益结构，不仅仅是在挽救改革本身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类似于背水一战，已经具有了凝聚最后的社会信任的性质。

      至于“顶层设计”，由于在改革中崛起的“既得利益者”，其中包括某些中央部委尤其是拥有有很大管制权力的部门、地方政府、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的官员群团等，将来必定是设计的实际落实者和操作者，要让他们必须放弃到手的利益，不折不扣地执行改革，其中的博弈和阻力可想而知。所有这些，对于这一轮的深化改革，要求政府必须拿出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，真正突破既得利益格局的阻碍，否则改革很容易异化为权力资本得益而弱势阶层承担成本。

      从前30几年改革看，凡是成功的制度创新，基本是由基层群众在实践中创造摸索出来的，这点邓小平同志讲得很清楚，他说：“上层乃至中央不过是将群众创造的方法经验加工总结，变成制度和法律，在全国推行。”从这个角度出发，仅仅有“顶层设计”是不够的，应该有“多层设计”，暨各个阶层和各个层面的政治参与。仅仅依靠“顶层设计”来推进改革的“精英治国”策略，是“民不可与虑始，而可与乐成”（开始时不需要和人民讨论，成功时再和他们一起欢庆）。从实践看，以“精英”为代表的“新权威”，在涉及重大利益调整时，排斥民主，自以为是，公众甚少能够参与。而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，涉及到一系列关乎全局性利益格局调整的重大决策，只有在一个公开、透明的环境中运行，各个社会阶层才有机会真实地反映其利益诉求。在政治开放的环境中，民众的常识判断，同样也可以约束、影响国家发展等大方向上的政策选择，因此，增加政治制度的容纳能力，提高政治的开放程度，与高层的政治勇气同等重要。任何改革也好，发展路径的选择也罢，如果没有各个层面的政治参与，就不会有符合参与者“共同利益”的政策选择。在扩大政治参与度的进程中，去年年末，广东乌坎村问题的解决方式，堪称是原有“设计”与底层民意互动，进而形成新的“多层设计”，最终达成利益共识的一个示范。没有底层、中层以及其他边缘层面的参与，再完美的政策、再理想的“顶层设计”也有可能背离初衷。